也谈政治、文学与历史

建雄

　 也谈政治、文学与历史　　　

国人话不离口，除眼前利益，恐怕“莫谈国是”。实际上热衷于政治的程度，未必低于良心道德法制。

古往今来，中国社会盛行官本位，诸如英雄莫问出处，落难莫问缘由；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狸猫换太子，挟天子以令诸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当官十条路，九条人不知等应有尽有。直至宫庭剧大红大紫，隐现尽是传统文化后患无穷之官场厚黑学。1976年甚至出现青年工人伪造总理遗嘱，更可见国人炉火纯青于政治。

中国人亦曾情有独钟于文学。从八十年代厚积薄发的伤痕作品，愤怒出诗人，文艺青年满街走，上溯民国散文小说，明清四大名著，元曲唐诗宋词直至《诗经》和《离骚》等。再加上络绎不绝谈经论典，吟风弄月，情天恨海，神州大地俯拾皆是文人骚客的墨宝足印，既留下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天下寒士俱开颜”的现实主义名句，也妙笔生花“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的浪漫主义情怀。

相比之下，历史多由胜利者所写，官场潜规则为尊者讳。因此史学研究向来如履薄冰。尤其真相早已被权钱势重重遮弊。如不慎误入雷区，要想全身而退已由不得自已。司马迁就为兵败投降匈奴将领辩护落得宫刑。

这就难怪太平盛世下易教授急于重写中国历史了，更难怪立马招来警告恐吓。谁能保证那壶不开提那壶呢？中国社会不断打打杀杀，内忧外患，但是否真正汲取历史教训，甚至有否正视历史最基本的勇气？明白了这些就不难理解：前前总理给某学院题字时，只有区区四个字“不做假帐”。这实在不算高要求。但如非全民造假，何来大跃进亩产万斤和砸锅炼铁，尤其接着大饥荒让很多人付出鲜活生命。

再来看下政治、文学和历史三者联系。政治无疑最现实。至少在专制国家，老百姓无须特别关心选票，随时可以被代表。自然也无须人们积极思考，凡事仰合顺从即可。因此有人才比喻政治比妓女还赃。理论上不排除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但起码反映了职业歧视。且不说法国莫百桑短小说《羊脂球》女主角，决不仅仅比法奸爱国。就是最近声称强奸陪酒女比良家妇女危害小的教授，也难保比性工作者真正高贵，尽管他已高高地站在中国顶级象牙塔尖上。

文学要远离政治多半一厢情愿。否则德高望重“荷花淀”派抗战作家孙犁，何至于被斥责闭嘴回家，直至去逝近十年不发丝毫声音。文学之高潮源于社会发展的两极分化。或者真正政通人和，或者充斥谎言暴力。只举后者方面例子，那就是欧州文艺复兴早期，坚持真理的科学家布鲁诺被活活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元凶为罪恶的宗教裁判所。

齊昌風煙

很有才華的歷史學家翦伯贊在1968年被迫害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