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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一九六一年秋，我在兴宁县宁中中学就读高二。
我又有书读了！——当我踏进宁中。
由广东矿冶学院的“大学生”，到如今中学生，当人家问起，我在自己回答时，不免几分自豪，几分无奈……
自豪也罢，无奈也罢，很快便被紧张的学习与难熬的饥饿所取代。本文专谈饥饿。
那年，我踏入十八岁，正是人们讲的“饭条祗”——消化力最旺，身体发育最快的时刻。那时，“三面红旗”给中国人民带来严重后果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水肿，饿死人，逃荒，要饭，偷米，偷谷，偷菜，偷桁木瓦角卖。诸如此类，屡见不鲜。回到家，聚在大门口的老少乡亲，兄弟梓叔，面带菜色，饥肠碌碌。一碰到便讲肚饿：
“三十六罪，饿罪最难熬啊！”
那时，因饿得发狂，顶兴“赌食”。许多饿汉，往往喜欢“赌食”：一来可以过过“饱瘾”，二来才是赢。死吃烂撑，不时传来吃死送命的惨剧！
到高三时，我与陈X谋（今兴宁XXX主席）坐在讲台前第一张桌。
我住校读书，在饥饿中猛长到1.74米的高个子。高则高矣，只是“形容枯槁”。只要一下课，便感到肚饿、头昏。我家每天人均口粮是半斤米左右，但是，父母咬牙克己，无论如何要凑足每天一斤米给我，——我也的确知足，感恩戴德了。每天的一斤米，早上三两，中午、下午各三两，剩一两作机动处理。如果能带点番薯、木薯片放进钵中一起蒸，让肚子充实些，那便是十分幸福的事了。
菜呢？是不论的。我星期天下午返校，带一口盅煮好的青菜，一瓶咸菜，一小瓶加点葱蒜叶炒过的火盐。青菜要吃到星期一，星期二起咸菜送饭。大约到周五，咸菜也完了；那便炒火盐挂帅——下课后端到热饭，赶紧往上面洒上盐，然后拿起筷子把饭从下至上一搅，盐便均匀于饭中了。究竟是可口还是不可口，我们这些中国“饿鬼”是没心思去体味的，——反正三下两下便吞进腹中了。也有些人去买酱油，每餐一、二分钱。也有人带来家中煮好的“咸菜味”（腌咸菜的 液体），每餐往饭里淋几下，然后搅拌着吃。
那时学校也设有二分钱一餐的“公菜”；但是，穷人子弟，一周几毛钱也很难，因此，吃“公菜”的学生还是不多。
物质匮乏的饥饿“大气候”，必然影响学校的“小气候”：偷米、偷钱、偷衣物之事不时发生。发生了却不易破案，只能是谁失盗谁倒霉！
大约是六二年初春的一个冷雨绵绵的周二上午。最后一节一下课，好像一不祥预感，我飞回宿舍。天啊，我床上的藤匣玛被人撬开了，整袋米没有了！命根子没有了！我惊叫一声，头脑一片空白……
师生都同情我，但谁也没办法！
师生都骂“死贼”，但谁也抓不到“死贼”！
我丢魂丧破回家，父母才能救我。母亲闻此不幸，只能喊冤喊枉，只能怪我“不小心”！父亲呢，只说了一句“这年头，粮食是命根子”，便铁青着脸，他忙他的，再不搭理我了……
十八岁的高高大大的男儿，嗜书如命，自尊心强。饥肠咕咕不断，天昏地暗。我受此冷落，如万箭穿心！孤独地站在破旧的厨房前，站在供着祖宗神牌的宽广的大厅，可怜的我，真觉得“天低吴楚，空洞无物”……
最后，还是父母又七凑八凑，让我带上三、二斤米回校。我，至今清楚记得此次的重大打击。
父母爱我，我深爱父母。母亲今年八十六岁，她至今还激动地对人讲：“我儿长兴最孝顺父母。读高中时粮食缺，肚子饿，还每天省出大米，星期六回家换了面包、扎粽给我吃！”
她可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直讲到如今的二○○○年啊！三年困难，专家估计中国起码饿死3700余万人！这刻骨铭心的“饥乡纪程”，这几代人是绝对不会忘记的。在中国，可以这样讲：
老百姓是最听话的，向左向右随你指挥；
但是，“左刀”，不知杀死了多少听话百姓！
老师也是人，在学生面前不讳言“饿”。在众学生面前，拿起蒸番薯照样狼吞虎咽。个别老师向学生借米借钱，却厚着脸皮不还，被学生在背后讪笑。 这大概是人穷志短，斯文扫地吧。
。但下面不少干部鱼肉百姓却是有的，美蒋“反攻大陆”又甚嚣尘上。因此，我们这几位小青年，回到家乡，竟也“异化”了——
夜阑人静，周天漆黑。我们几个同住的同龄人，潜出屋外，来到菜畦连连、瓜棚排排的马兰塘，轻手蹑脚。或偷了人家的南瓜，或摘人家的猪婆菜；拔人家几支篱笆竹；回去后，在我厨房里，没有油，放点盐，清水一煮，便大口大口猛吃……
学校里，学雷锋轰轰烈烈，表决心震天响。回到家里，却如夜老鼠，偷偷出来“做贼”！这与“毛泽东时代的青年”身份很不协调。但是，我们当时不觉得可耻；而且，如今我们这几位当年“老友”谈起来（都是有点“身份”的人物），也不过一笑置之！这，大概是——
漫长的中国的特有的国情带来了特有的民情，——令人啼笑皆非的国情与民情……
（还要补充一件事：当时解放军浩浩荡荡行军，在宁中中学住夜。工友帮忙煮饭。指战员的剩饭当时是“至宝”！为争夺“至宝”，我亲见“工人阶级”内部吵得不亦烈乎！）
（写于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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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2/24 11: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