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仲元中学在兴宁罗浮

兴宁A8

导 读

　　广东仲元中学，今在广州番禺市桥，原是为纪念辛亥革命先驱、粤军名将邓仲元（1886-1922，梅县丙村人）而创设。该校1934年始办于广州文德路；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北迁韶关曲江鹤冲岗；1944年冬韶关失守，校长梁镜尧被日军杀害，1945年初迁至广东兴宁罗浮司城。1946年初回迁越秀山仲元图书馆，同年8月再迁今址。广东仲元中学在兴宁北部山区罗浮为期一年的流亡办学经历，既是对梅州山区教育的促进，也在该校校史上留下了具有特殊意义的一页。

　　辗转千里 复学罗浮

　　1944年末，日寇进犯韶关曲江县，当时迁至当地的省立仲元中学，在校长梁镜尧带领下组织师生抵抗。战斗中梁镜尧和长子梁铁(17岁，高中生)及多名师生牺牲，次子梁元博(13岁，初中生)亦受重伤(致后来残疾终生坐轮椅)。战斗结束后，梁镜尧胞妹梁秋河(时任教务主任)率人救出伤员，殓埋牺牲的兄、侄和师生后，与时任国民党军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的上校参谋黄人乐 (后被任命为校长)，率师生眷属140余人（其中眷属20余人，女生20余人），历尽艰辛于1945年正月初到达兴宁罗浮司城。

　　仲元中学原校长梁镜尧罹难后，接任校长的黄人乐率师生离开韶关，走曲江枫溪乡，徒步粤东北诸县，爬山涉水，辗转艰辛南迁兴宁罗浮。罗浮地处粤赣边陲深山区，离兴宁县城60公里。这里山高林茂，地广人疏，交通闭塞，是当时少数安全地方之一。仲元中学流亡至此，正是看中这一点。1945年农历春节刚过，仲元中学师生一行到达罗浮司城。师生食宿安顿就绪后，学校紧接着从兴宁本地招收高、初中各年级插班生共70多人。连同随迁的外地学生共200余人，分成六级，每级1个班。开设的课程与本地学校相同，有国文、数学、英文、物理、化学、历史、地理、体育、音乐、图画和公民等，高中班还加上军训课。正月中旬，学校正式开学。

　　条件简陋 办学艰辛

　　远道而来，一无所有，仲元中学办学相当艰难。学校办公室、校长室、医务室均设在罗浮司城上万兴刘氏朝臣公祠（私塾奋兴学校）；6个课室散设在上万兴街、仁和街的各姓祠堂及民房；教职工宿舍主要设在十字街、下万兴街；学生宿舍更是分散在岭头街、十字街、下万兴街、东门街及上街等处；学生食堂则设在朝阳门外下街的一个名叫杨锦标的店里。这些全都是租借来的民房，相当简陋，且又分散在近1公里范围的各个角落，师生工作、学习、生活极为不便。

　　教学上用的实验仪器材料几乎为零，甚至学生上课的课桌也没有。每人只有一张矮凳子，一块约60×40厘米的木板放在膝头上就当课桌。这里没有电灯，师生晚上工作学习生活都用煤油灯或松烛火照明。学校教学仪器缺乏，但令人奇怪的是高中班的军训课，倒不缺真枪实弹，甚至还有机关枪。

　　老师各带家眷分开自办伙食。外地学生则实行供给制免费集中办伙食。由于拨给的伙食经费有限，韶关带来的老伙夫，虽然精打细算，也只能维持一天只吃午、晚二餐。从来没有早餐吃。吃饭时也没有凳坐，大家站着吃。

　　外地学生长年在校，远离家人，思乡想家的情绪弥漫，在所难免。尤其是初中学生年龄较小，更是如此。所以学校老师既要当教师上课，又要当“爹娘”管理关心学生的生活起居和思想动态，奔波劳碌，甚是辛苦。

　　师资雄厚 人才济济

　　仲元中学办学的物质条件虽然差，所幸的是有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当时在这里任教的教师学历素质都很高，可谓群英荟萃：校长兼物理教师黄人乐（广州人）是中山大学毕业生，他在罗浮期间，一直穿戎装，挂上校军衔；教导主任兼数学老师梁秋河（女，广东中山人，在北京求学成长），事务主任兼化学教师陈延祈（广州人）及语文教师刘超寰（罗浮本地人）等3人都是北京大学毕业生；两个军事教官（其中一个叫何尚德，另一位姓朱）都是南京中央军校毕业生；还有英语教师袁仕芬（兴宁罗岗人）、语文教师杨森兰（罗浮东星人）、历史教师李日新（罗浮本地人）、音乐教师崔某，以及满口方言的地理教师（湖北人，已记不起名字）等等，也都是名牌大学科班出身。高学历素质的师资，很大程度弥补了教学设备差的不足。

　　开学典礼 催人泪下

　　1945年元宵节过后，仲元中学师生在上万兴街朝臣公祠背后的操场上，举行了简朴但又庄严肃穆的开学典礼暨梁校长的追悼大会。

　　黄人乐校长在会上声音哽咽，泪流满面，悲愤控诉了日寇侵占我河山，蹂躏我同胞，杀害梁校长的滔天罪行；热情鼓励同学们克服困难，认真读书，将来为民族雪耻，为国家出力，为梁校长报仇。会上梁校长的两个妹妹（其中一个就是梁秋河老师）端着其兄的遗像，泪雨滂沱，泣不成声。师生无不为之动容，场上一片唏嘘和抽泣声。最后全场激愤，高呼口号：“驱除日寇！打倒侵略者！为中华民族报仇雪恨！为梁校长报仇！化悲痛为力量，努力读书，服务社会！”现场是一片激愤之情的大爆发。

　　这次特殊的开学典礼和追悼大会，极大地激发了师生们的民族情感和学习动力。

　　治校教学 严慈相济

　　当时，仲元中学的教学设施条件虽然差，但校长治校、教师治学却是十分的严谨。平时上课，没有必需的实验器材，但老师们凭着渊博的学识，创造性地设计教学方法；因陋就简，深入浅出，化难为易，使学生们能够理解掌握课本知识。测验考试也要求十分严格，每次均采取初、高中学生混编座位的方法，邻座的都不是同级的同学。开考前，学生的书籍资料一律搬离座位，统一放至教台上。这样是为了考出真实的成绩。

　　有一次数学考试，梁秋河老师发现一个学生考数学作弊，很生气，当场撤了他的试卷。事后，她在校会上讲了这件事，语重心长地分析了考试作弊的害处，并当着全校同学的面，泪流满面，动情自责，大意是说由于自己教育无方，才导致学生作弊，自己首先要负责任，要检讨。梁老师的一番话，使全场鸦雀无声。那个作弊的同学深受感动，事后当面向梁老师道歉认错。梁老师那次生动的考风考纪教育，述者至今记忆犹新。

　　每周的星期一早上，都要在操场上集中开校会。先唱校歌，然后由黄人乐校长宣讲国内国际的时政大事以及学校未来一周的重要事项安排；分析学生的思想动态、表现情况，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提出今后的严格要求，鼓励同学们发愤努力读书。

　　高中班每周2节的军训课，军事教官对学生的训练近乎苛刻，一招一式都一丝不苟。不达要求，绝不让你过关，对女生亦不例外。有一次，有一个姓罗的本地生，立正时动作不规范，被教官何尚德从背后猛一脚踢在腿肚上，使他“扑通”一声向前跪下。高中班学生毕业时都要进行严格的实弹射击考核。射击不及格，即使文化课及格，也不发毕业证书。

　　随迁的外地生，背井离乡，来自天南地北，且许多是高级军政官员的子女。学校对这些人的管束尤其严格，一有违规，严惩不贷。当时，余汉谋四姨太的弟弟也在这里读初中。有一次他在罗浮圩买了一双鞋没有付钱。黄人乐校长知道后，大为光火。随即在校会上宣布开除他的学籍，并乘余汉谋来兴宁视察防务之机，亲自把他送回余汉谋处。

　　仲元中学从校长到一般教师，对学生在学业上、纪律上是严师，要求学生近乎苛刻，但在课余的日常生活中，却又平易近人得像慈祥的母亲。校长黄人乐经常深入到各处学生宿舍了解情况，解决困难。深入到学生伙房，检查学生伙食，与事务主任陈延祈和炊事员一道商讨如何提升学生伙食。

　　梁秋河老师是个单身女教师，当时40岁的样子。她相貌端庄，学识渊博，教数学很有一套，讲一口标准国语。同学们都很喜欢她，对她非常敬重。但有一次她对同学们说，不要把她只看作是老师，还要把她当作知心朋友，课余时间师生之间不必这么严肃。还说她在山东教书时师生关系就很融洽，有一次同学们跟她开玩笑，把吃完的花生壳塞进她的衣领里呢。一番风趣的话，一下子拉近了师生间的距离。同学们对她除了敬重，又多了一份大姐姐般的亲近感。

　　学校当时设有医务室，两个医生也是从韶关带来的。医务室的药物较为齐全。有许多药物，尤其是盘尼西林，当时在本地市面根本买不到，所有药盒上均注有“非卖品”字样，估计是军用品或华侨捐赠的。师生有病（含本地学生）都可以到医务室免费诊治。校医对学生不分外地、本地，一视同仁都很关心。有一次，述者有病，校医作了详细检查，给药治疗。回家时反复叮嘱如何服药。第二天校医竟然登门家访，了解病情是否好转，药是否按时服了。如此这般，让述者全家甚是感动。

　　学校每学期会有几次全校师生员工（含本地生）参加的免费节日聚餐。师生一律平等，大家都从米筒里拈阄对号入席，师生混在一起站着吃，谁也没有特殊。有一次，述者碰巧和黄人乐校长拈在共一桌吃。席间大家有说有笑，没觉得有什么拘束。

　　逆境奋发 趋之若鹜

　　常言道：逆境使人奋发。日寇暴行，国恨家仇，背井离乡，颠沛流离的逆境生活，磨去了许多同学原有的“骄、娇”二气，极大激发了他们的读书热情。虽然学习条件差，生活清苦，但同学们学习却是十分的用功，十分的自觉。同学们除了白天七节课认真在课室听课习作外，课余时间也十分珍惜。

　　每晚下了夜课以后，同学们还不肯离开课室，仍在煤油灯下看书习作，没有一人闲聊。每天都有不少同学“开夜车”到很晚，几乎每晚都要老师到课室催促好几次，大家才肯离开。

　　上万兴街西门外有一大片山坡地，长满青翠的松树，林间有许多白色的地坟。那里环境幽静，空气清新，成了仲元中学学生晨读的好去处。每天一大早，就可以看到三五成群的许多学生在这里朗诵英文，连节假日也不例处。“山坡晨读图”成了罗浮当时一道靓丽的风景。

　　由于仰慕仲元中学的师资雄厚，除罗浮本地学生外，还有邻近县如龙川、蕉岭以及兴宁县城也有学生来到这里读高中（本地原有的罗标中学只办有初中）。随迁来的外地生属于供给制，自然免交一切费用。考入的本地生也不用交学费，只需交一些书费，所交费用比当地同类学校低很多。所以本地生也十分珍惜在仲元中学求学的难得机会，学习也同样刻苦用功。他们与外地生关系融洽，互相取长补短，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庆祝胜利 回迁广州

　　1945年8月，日寇投降，抗战胜利了，消息传来，全校师生欢欣鼓舞。9月份开学不久的一天，仲元中学、罗浮中学和罗浮小学三校师生联合在大榕树下召开抗战祝捷大会。是晚，三校师生举行火炬游行，每人举一支煤油黄竹筒火把，从榕树下操场出发，出南门经公路走到正街门入，直到上街尾栅门再折回，经义兴当、曲江第及江屋门口重新回到榕树下。一路边举火把边高呼口号：“庆祝抗日胜利！日本鬼子滚出中国去！……”回到原点后，师生们又狂欢至深夜，兴奋之情难于言表。

　　本学期结束时，学校接到通知——仲元中学回迁广州，本地师生各回原籍。1946年2月初，回迁师生先步行至龙川老隆，然后愉快地乘船返回了广州。仲元中学随之结束了为期一年在罗浮流亡办学的历史。这段经历，在仲元中学的校史上留下了具有特殊意义的一页。

　　注：述者邬作成(1921—2015)，罗浮圩人，当时在仲中插班读了高二下学期及高三上学期，入学时25岁，已是小学教师。

若思

此校出名啊。我华师同窗在此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