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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的罗岗人，在好些方面做出了出色的贡献。人文学术研究最有成就的是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院的先师黎昔非先生。他的《诗经》研究及其他文史研究尽管只剩下零星文章，其功力的深厚和独到的眼光至今仍令许多学者钦佩。30年代，他肩负胡适主办的《独立评论》的社务，使这份当时影响最大的时政刊物得以正常运转，功劳巨大。抗战时期，他在二中执教，我是深受教益的学生之一。他批改作文非常严格，除了文字本身的训练，还有一条规矩：不懂的东西不准乱写。有一次作文，记不起什么原因，我居然胆大妄为评论起王阳明来。黎老师当面对我说：“这些内容你不懂，不要乱写。”尽管还是从宽给了我80分，但使我终身记住：只写自己知道的东西。
原文来自：兴宁A8 http://www.xna8.com/thread-207280-1-1.html
----独立评论》经理——黎昔非的辉煌与无奈
——兼复黎虎教授奈
前些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黎虎先生读了拙作《往事如烟》之后，深加赞许与鼓励：“顷接惠赐煌煌大著《往事如烟》，真如天外来鸿，喜出望外，急切拜读……先生对世事人情的洞察力，热忱正直的人格力量，渊博学识和丰富的阅历，洋溢于字里行间。先生的思想感情，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所熟悉的，可以说是心心相印的，因而读起来格外亲切感人。请先生接受我由衷的谢意，感谢您给我带来如此丰厚的礼物。由此我也更进一步感到兴宁真是人文荟萃之乡，其文化的底蕴与积淀是多么深厚！”读了老乡、大教授之来函，我这个在穷乡僻壤的书呆子，禁不住心潮起伏！
今年春，黎虎教授特赐大部头的《黎昔非与独立评论》与我，并说：“先生为兴邑才子、作家，著述丰富，故企盼先生在阅读此书之后，能够写一些相关的文章。如蒙俯允，不胜感激。其实家父曾经在宁中中学任教，与先生也算是校友。”
我夜以继日，急切翻阅。无论于情于理，当然要写。然而，写什么呢？从哪个角度切入呢？是泛泛而谈之应景呢，还是应针砭时弊，在历史大视野下有某种角度的“切入”，有某种人文精神的关注，有现代中国大陆文人命运的反思呢？何况，我此类文字不可能在主流报刊登出，只能自费出版，我岂能自掏腰包说假话、空话，制造文字垃圾呢？因此，不急于动笔。
前两天，我去拜访黎昔非老友、黎虎教授的老师、兴宁的学界名儒、五七年被“损”为当地大右派的“张罗联盟”中的罗钧才老师。我向他请教：“我看了黎虎教授的赐书及相关评论，拟写篇谈黎昔非的辉煌与无奈的文章，在其无奈上做点文章。您意如何？”想不到八十三高龄、步履蹒跚的他，连连叫“好”！并嘱我查相关资料……
经得起岁月检验的辉煌
黎昔非，广东兴宁市人，1930年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文史学系毕业，1931年3月考取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研究生，未毕业而从1932至1937年任胡适主办的《独立评论》的经理人。其后，他基本上在家乡任教，直至文革遇难。
中国的上世纪30—40年代，是多难之秋。然而，“国家不幸诗家幸”！在国共的争斗与合作中，在国民党内部纷争中，在军阀逐鹿的变幻中，恰恰给了有独特人格与思想的文人某种活动的孔隙与空间。而黎虎之父黎昔非先生的人生主要辉煌，恰恰在这十年间放射出来。
他是从史学途径创新《诗经》研究的先驱者。他早在大学文史系三年级时即在《中国文学季刊》上发表《（采芑）时代的质疑》论文；其后又在《益世报》上发表《以“其军三单”说到古代兵农之分》论文；还有致胡适书简中的读《诗》扎记三则等。他往往通过历史上人物、事件的先后次序的严密考证，论证他人的谬误，形成让人信服的独特见解。黎昔非先生是从史学途径创新《诗经》研究的先驱者之一。
我认为，在国破家亡、人人自危之际，黎昔非即矢志史学；在许多文人神往“仕途经济”之时，黎昔非埋头《诗经》研究，甘守清贫。在长河大浪淘沙，“几度夕阳红”之后，岂非更具超时空之辉煌么？
但我认为，黎昔非在那十年内外对自由主义思想的坚守与捍卫，更是其辉煌中的特大辉煌！
在他的史学研究有可能如吴晗、罗尔纲等大师那样大有作为的时候，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开山祖胡适先生慧眼识才，让黎先生任《独立评论》的经理人；而他，则全身心投入此业，被胡适誉为该刊的“看护妇”，可见其贡献之大。
在未详述其工作之前，我有必要讲讲自由主义思想在外国与中国的地位。自英国工业革命，步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因国情与地域不同，世界潮流分两股：一股是美美道路，崇尚渐进的、实验主义的、非暴力的，通过民主、法治、宪政的所谓自由主义的道路；另一股是欧陆政治激情主义之路，让平等的天国通过暴力、专政，通过崇拜英雄、崇拜领袖来实现。从法国大革命到马克思主义诞生及百年来的共产主义运动，均属于此。自由主义思想曾被冷落了相当长时间而被政治激情主义掩盖，但英美等国还是不断前行而显示其威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尤其是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流之后，作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的自由主义之路，甚为行时。其要点是经济上搞市场经济，政治上则应科学、民主、法治、人权，提倡宽容、反对专政。如今，不要说国，就拿中国大陆来说，市场大潮汹涌而至，在政治上倡导民主，依法治国，人权入宪，等等。尽管还问题多多，弊端比比，但到底“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由此可见，胡适之自由主义思想及其喉舌《独立评论》，而黎昔非作为“看护妇”的经理，对中国的过去、当时、未来进程，都在研讨之列，意义何等的大啊！
再从中国文人的独立人格而言，黎昔非鼎力办好自由主义刊物，意义同样非凡。不理家国事，一心研古史，学术上闻名，平平安安养家糊口，这是一些黎先生同辈人的活法；投入政治与权力斗争。若加入强权集团则易升官发财；若投入弱势一方，如能顺利，大陆易帜后自然也是功臣与高官。当时，只有政治激情主义中的国共两方在左右中国。在此消彼长你死我活、血雨腥风却又包含个人无限机遇之际中，谁投身自由主义思想阵营，谁便是大笨蛋！
而且，两强争斗，只一小批文人夹在空隙之间，不依附任何一强，独守精神家园，这本身是十分吃力不讨好且难而艰之事，非黎昔非之书呆，不能为也！我认为，脱离了胡适自由主义思想在历史上的走向与地位，脱离了30年代之国情，泛泛而谈黎昔非之事《独立评论》，视野是窄小的，认识是肤浅的。只有脱离了主流思想之桎梏，才能见到黎先生永恒之亮点。
还有一些人认为，那时的胡适已倒向国民党，无中立、公正可言，因此贬损黎昔非在《独立评论》工作之价值。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新月》时期的胡适，发起人权运动，遭国民党严厉压制。在《独立评论》时期，蒋介石屡次拉他去任高官，均被拒绝，卓然自立。而且，就大政比较，其差距仍极为明显：在对日政策上，国民党是消极抵抗而集中灭共，胡适
则只主张对日讲和，因中国贫弱而对日缺乏制服力；在国家统一问题上，国民党要武力灭共，而他主张改造一党专政，建立民主政治。因此，胡适仍是中间派！
胡适在20世纪20年代，曾办过《努力周报》，停刊后想复刊也不可能，因为没找到黎昔非这样“合式的经理人”。在黎这“看护妇”的呵护下，《独立评论》发行全国，且远及美、日、德、法等国，比历史上的《新青年》销量还大，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刊物之一。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通过它从社会“边沿”进入社会“中心”，成为胡适一生创办得最为成功、最为重要的刊物。
黎昔非的杰出表现是：一、没有他，刊物便无法创办。张太原先生说：“黎昔非是否出任经理人，直接关系着《独立评论》能否创刊。”（《<独立评论>经理其人其事》）二、胡适说：“发行、校对、杂务，全是黎昔非先生一个人支持。”即“全办一切”。三、黎对工作一丝不苟，兢兢业业，让刊物高质量出版。他从1932年创刊直到1937年7月25日终刊，善始善终。四、舍身护刊。在险恶风云中，刊物屡遭劫难。第10期被北平当局查封过；第81期被南京宪兵司令部扣过；陈济棠明令该刊不准入广东；1934年曾被冀察政务委员会查封、抓人……黎作为刊物总管，承担了重重风险，竭尽所能维护出版。直至北平沦陷，他还独自坚守岗位，办好终刊。
“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倚傍任何的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这是《独立评论》第1号之《引言》。在政党争斗折腾、愚弄了老百姓几乎整整20世纪之后，在我们今天开始拥抱科学、民主、宪政等普世原则之后，这，难道不是在继续响起警示钟吗？随岁月流驶，我们会越来越清楚黎昔非工作之价值。
我同样喜欢他主编的《昙华》。且看黎撰写的《发刊辞》的几句：
当朝阳初升时候，散在天上的几抹锦霞是鲜艳的吧？当细雨新晴，拱在 空中的一弯彩虹是美丽的吧？然而像闪电一样，只一会儿就消灭了；小鸟儿 婉转的歌声是悦耳的吧?梵娥琳杨柳的音调也是醉人的吧？然而像风一样，吹 过就失踪了；什么东西都是“暂”的啊!
读至此，我不由心“戚戚焉”，马上去电卢斯飞教授：“作为散文高峰的朱自清的文字，也不过如此吧？黎先生的文字太美了！”当然，我在本文的重点还是谈办《昙华》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潮。
上世纪20—30年代占主流的是左翼文艺所代表的思潮。其秉承政治激情主义，强调文学的“工具论”，却往往失去了文学的自身与本质。其汗牛充栋之作，虽说在帮中共打天下建立了不朽功勋，但往往脱不了观点之片面与艺术之粗糙。作为其补充与“反动”，包括“京派”、“论语派”、“新月派”、“自由人”、“第三种人”等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则强调独立。其代表人物之一的沈从文，与黎昔非在中国公学有师生之谊，因此，胡与沈对黎的影响是直接的。
《昙华》发表的作品“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对当时中国昏天黑地、国破家亡的现实，敢于“直面”。黎昔非的小说《活财产》，直击夫权、族权、政权及战乱，揭示它们对粤东农民的残害。他的另一篇小说《南旋》，则写出了农民心头的“怨、恨、悲、愤”。该刊还有几篇小说淋漓尽致地描写了农村贫困妇女命运。《昙华》还发表了以反抗日寇为题材的小说，高扬了抗日救亡之主旋律；还发表了一批反映青年学生生活的作品，展示人性的泯灭、统治的高压及爱国意识的弘扬……
我认为，黎昔非主办的《昙华》，如下三方面坚持了“独立”之本色：一、并非如左翼
文学那样处处讲“阶级斗争”、“暴动”之属；只是以热忱、公正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让该刊做“时代风雨表”。可以想见，只要是负责任的政党，在其考察民情之时，都不会排斥《昙华》之文旨。二、与那些上海亭子间“闭门造车”的“普罗作家”相比，黎这批同人正视民间表现“乡村中国”，更显其作品之真实、贴切而避免了部分革命文学的公式化及标语口号式严重的偏向。三、与左翼作品相比，因为《昙华》之“实”，更具地方特色（尤其客家特色）。
凡鸟偏从末世来
这里的“末世”，是指国民党大陆统治的“末世”；同时也指大陆易帜后至1976年碎“四凶”这一“以阶级斗争为纲王朝”之“末世”也。
如果非国民党腐败，如果国民党能走民主政治之路，胡适们的自由主义自然前途光明。而我们的黎昔非，要么是赫赫然之思想家、文学家，或是如吴晗们的史学家。黎昔非全家何致四处逃难，躲回乡下，在教书糊口中苟延残喘呢？笔者自大学毕业后，中学任教终生，而自感平生钻研的许多学问于中学用不上；黎先生乃大方之家，可以想见，他更多的学问只能无奈地埋没在自己肚子里。
既然国民党天下让黎昔非一家在死亡线上挣扎，那么，**便是“救星”了！其女黎纪云曾撰文写到，母亲领着她到后山顶最高处张望，盼“红军”到来的情景：“红军是穷人的救星，红军来了就好了！”
这种“解放”，是“多刃刀”：一、万象更新，可喜可贺；二、刚从苦难中获救的黎昔非，往往停滞于“知恩图报”而“士为知己者死”之层面，从而丧失了文人的独立思考与人格，乐意变成领袖的“驯服工具”；三、毛泽东利用其功绩与在国人中之威望，顺理成章地通过“运动”、“斗争”、“改造”，让知识分子只能成为附在其皮上之“毛”，要想“独立”，则死路一条！
我们的黎先生在如此“大气候”之下，只能走这条路，只能完全否定旧我，“脱胎换骨”改造。即使时而违心，也只能强作欢颜，把良知压于心底。
且看其1962年的《六十自寿》：“阅历春秋六十年，尚思为国效微能；夜阑犹自穷文理，只恐鲁鱼误后贤。”他自1951年初在兴宁县一中任教起，“完全”、“彻底”听党话。1959年10月即加入了中共。可以设想，如果他不是如吴晗那样，批《武训传》积极，批胡适积极，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积极，尤其是反“右派”、高举“三面红旗”拼命，骂彭德怀右倾之积极，请问，他岂能一路过关，且在最左的“火红年代”里入党，且任兴宁县人民政府委员、兴宁县第四、五届人大代表、兴宁县政协委员、常委呢？尤其是五十年代后期，“运动”连连，“跃进”比比，战天斗地不断，老师没多少时间教书。黎先生于众“右派”纷
纷落难之际，他却“青云直上”，应该说，重要是在他彻底抛弃独立人格之后的“思想表现突出”，才能成为当局的一面“旗帜”。
我在众史料中细觅黎先生此时轨迹，发现了令人沉思之“无奈”：
一、被迫贬损胡适。他在1958年4月30日向中共组织写的《自传》中，竟称恩师为“战犯胡适”。据说，胡适到台湾后，对大陆文人马上与他的自由主义“反动思想”划清界线并口诛笔伐，甚难理解。其实，其“战犯”乃毛泽东“钦定”，大陆文人皆骂之“战犯”，谁敢不从?
二、闭口不谈在《独立评论》呕心沥血工作的亮点。他在《自传》中不敢谈其“公正”一面，连反动当局的阻挠与迫害也不敢提一丝半点；却云他办刊物“追求‘名’的思想仍是很剧烈的”。
三、闭口不谈《昙华》。上面说过，其为很有特色的文学刊物。就政治倾向而言，揭露国民党黑暗与日军暴行，其亦可谓中共的“同盟军”，劳苦而功高吧？然而，据卢斯飞教授撰文透露，黎昔非与陈菲村、潘齐平等《昙华》同人，解放后同在兴宁县一中任教；但在批胡适反动思想时让人谈“胡”变色，结果，谁也不敢提起其峥嵘往事。
四、与吴晗的同样下场。大陆易帜之后，作为文人，黎与吴很是相似：在不少正直文人在“运动”、“斗争”中纷纷落马、蒙难之后，他们却全心全意“脱胎换骨”，尽力融入主流派，在“运动”中表现积极而加入了中共。对于这些自弃独立人格甘当“驯服工具”者，毛泽东本应热烈欢迎才是。然而，在深山沟里靠暴力夺城市政权者，对科学、民主等现代文明有天然的鸿沟；无产阶级打天下坐天下，生怕知识者夺权，而硬把千千万万热诚拥戴自己
、从不敢对自己有二心的包括吴晗、黎昔非等知识分子硬加敌对，视为异类，而以“统治我
们学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全面专政”之，悲剧便产生了！事实上，黎昔非先生的悲剧并非其个人之悲剧，而是中国大陆几代知识分子之悲剧，是中国的悲剧——我们与世界文明拉得更远了。
在十年浩劫中，黎昔非并非没抗争：一、当局“命令”他退党，他说“誓要为共产主义献身”，严辞拒绝。二、在高压下他仍求真不乱咬吴晗“三家村”，大义凛然。三、1968年冬，黎属老弱病残，本不应去“干校”劳动改造，却“榜上有名”！在黑云压城的逆境中，他对刘彦章老师傲然一笑：“小子志之，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始于何？”表现了难得的自信与无畏。然而，“螳臂”怎能档“车”？1970年，三十年代曾辉煌一时，五十年代曾“红火”宁水的他，受折磨而含冤辞世！
粉碎四人帮之后，黎昔非身后尚不妙：北京的大“三家村”的吴晗已平反，兴宁当局却硬顶着不予平反，反要亲属“理解群众运动”！在忍无可忍之下，其子女上书《人民日报＞并在内刊上登出，且在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作了“同意平反”批示后，兴宁当局才平反。黎昔非文革时被抄没的手稿、闻一多的书信及其他财物，一件也未归还。子女要求按政策补发被长期扣押之工资，当局竟充耳不闻，最后才“补助”了令人气愤的50元！若黎先生九泉有知，该当何思何想?
黎昔非的人生，是中国一代文人坎坷经历的血泪人生。他们有理想与热血，在特殊岁月里放散出辉煌。然而，在风云变幻中，他们总难逃离极权的桎梏。他们竭力融入主流派，甘愿抛弃独立人格，却仍为主流视为“异类”而“专政”之，酿成悲剧。在人妖颠倒的岁月里，黎先生仍死守道德底线，不为虎作伥，这，又是其大无奈中的一大亮点。
我把以上意思告知罗钧才老师，并激动地说：“依愚见，黎昔非不适宜在家乡任教，应在大学工作；他不适宜留在大陆，倒不如跟胡适往海外任报人或搞文史研究。”我还说：“即使是黎先生活到现在，作为老**员的他，也不一定敢同意我把胡适的自由主义抬得那么高，对《独立评论》捧得那么高，或许还怕我陷入资产阶级‘自由化’呢！”罗老前辈对我这后学小子的“偏激”之言，却是频频点头称“是”；然后，我们俩忘年文友于暮色茫茫中沉默良久……
2005年秋于兴宁忧天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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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ver|兴宁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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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4/16 15:58
大力发展工商业，大力发展新型农业。远离房地产！
这是真实的兴宁，老家现在经济好点的基本上也是外出的，所谓的父母官得好好想一下。关键是管理观念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