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为何“不忘祖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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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①，是客家地区广为流传的一句格言，反映了客家人对母语的高度重视。而客家人为何“不忘祖宗言”？他们的“祖宗言”又是什么？本文从语言学和文化学的视角作一探析。

一、客家人的“祖宗言”是中原正音

若问客家人的祖先来自何处，他们会不假思索地告诉你：中原。

若问客家人的“祖宗言”出自何处，他们也会不假思索地告诉你：古代的中原汉语。然而，打开汉语音韵史和历朝的“官韵”，我们便可看到：中原汉语经历了多次变化。如果拿今天的北方官话跟两汉时期的中原雅言比较，可以说是面目全非。那么，客家话传承的是哪一时期的中原汉语？这就必须从汉语发展和客家人南迁的历史进行来说明。

中原一带是历史上大多数皇朝的统治中心。统治者要控制幅员广阔、民族民系众多的国家，就力图统一文化；而要统一文化，首先要统一语言。几乎每个皇朝建立后，都进行一次“正音”，即对字音定出新的统一的规范，作为“官韵”（官方语言）。经过行政手段强制推行，“官韵”便成为民族共同语。而一次又一次的“正音”，必然造成中原汉语多变的局面。同时，中原一带又是历史上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争夺之地，游牧民族几番入主中原，所带来的语言与那里的汉语互相冲击，又互相融合，使中原汉语发生裂变，其中大的裂变有两次：

第一次大裂变发生在晋至南北朝。先是五胡乱华，接下来是270多年的南北分治。北方鲜卑族入主中原，鲜卑语因素也就大量融入黄河流域的汉语，使原来通行于这一带的“雅言”发生裂变，其声母系统中的全浊塞音、全浊塞擦音变为清塞音、清塞擦音，舌叶音和舌上音均变为舌齿音。到北宋朝廷进行正音，为了把已经变化的中原汉语跟原来的雅言区别开来，故称之为“中原雅音”或“中原正音”。

第二次大裂变发生在金元时期。女真族和蒙古族相继入主中原，这些游牧民族所带来的阿尔泰语系对中原和北方汉语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一是原有的塞音韵尾全部失落，入声从此消亡；二是部分平舌擦音和舌头音变为阿尔泰语系语言中特有的翘舌擦音；三是儿化音在一些地区逐步产生。这次裂变的结果，是形成了一种新的方言——官话。明朝之后，这种新兴的方言成为汉民族共同语；到清朝，则成为汉满两个民族的共同语。

由此可见，现在通行于黄河流域的官话，其实是汉语中最年轻的一种方言，也是保存古汉语音韵最少、吸收游牧民族语言成分最多的一种方言。由于明清两朝的强制推行，它已经成为使用人口占全国70％以上的“超级方言”，民国以来又成为国语和普通话的基础方言，因此，现在官话区不少人却以为自己的方言才是“纯正”的汉语，其他方言都不“纯正”，甚至不是汉语。这种说法，完全是“大一统”文化心理及其衍生的“大北方沙文主义”所致，毫无依据。

顺便提一下，近年来有人还通过基因测试来证实南北人类的差异，企图以此说明，包括客家人在内的南方各民系的祖先不是汉族移民而是原来的南方土著。然而，只要回顾一下东晋南北朝以及金元时期黄河流域原居民大量减少和北方游牧民族大量进入的史实，便不难发现，今天黄河流域各民系的祖先也不见得都是原来的汉族，有相当部分是从北方来的游牧民族。以北方人的基因作为鉴别各民系是否汉族的标准，就像以官话音系作为鉴别各方言是否汉语的标准一样荒唐可笑。

中原汉语的两次大裂变的过程，就是中原汉人两次大规模南迁的过程。正是这些汉族移民将雅言和中原正音带到南方，使之免受游牧民族语言的冲击而得以传承。因为长江流域早已为古楚语演变而成的吴、湘等方言所占领，珠江流域便成为它们的落脚之地。笔者曾经撰文论证粤语与雅言的传承关系。②那么，同样是在中原一带已经失传了的中原正音，究竟由哪种方言传承？从客家民系形成的年代来看，显然跟金元时期中原汉人的大规模南迁有关，据此分析，客家话所传承的，是第二次大裂变之前的中原正音。

由于第二次大裂变给中原汉语带来大量阿尔泰语系的成分，以维护汉文化为己任的客家人便将中原正音作为“祖宗言”而世代传承。台湾著名客家文化学者罗肇锦教授就将客家话称为“最后期的汉语”，并指出： “客家话是汉语的一支，是承传汉文化不可或缺的语族，放弃它就是放弃文化遗产，切断文化延续的脐带。”③

       耐人寻味的是：先后形成于黄河流域又失落于黄河流域的古汉语两大音系，不约而同地会聚于珠江之滨（包括珠江文化所涵盖的韩江流域），保存于这里的两大方言——粤语与客家话。这究竟是历史之巧合，还是历史之必然？笔者认为应是后者，是珠江文化发展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

二、从客家话音系看其传承“祖宗言”
    　下面，我们将客家话的音系与中原正音进行对照分析，看客家人是如何传承“祖宗言”的。
　　1．与官话比较，中原正音在韵母上的最大特点是有塞音韵尾。以“客都”梅州为代表的南片客家话有双唇塞音韵尾-p、舌尖塞音韵尾-t、舌根塞音韵尾-k ，闽西、赣南一带的北片客家话有喉塞音韵尾－ʔ，都保存着中原正音这一特点。官话由于受到阿尔泰语系的影响，塞音韵尾普遍脱落。吴、闽、湘方言塞音韵尾亦已弱化。

　　2.与官话比较，中原正音在韵母上的另一特点是有双唇鼻音韵尾-m。客家话保存着中原正音这一特点，从而形成一整套鼻音韵尾：-m、-n、-ŋ ，与塞音韵尾对应：-m/-p、-n/-t、-ŋ/-k 。古“咸”、“深”摄字读为 -m韵尾，古山、臻摄字读为 -n韵尾，古宕、江、曾、梗、通摄字读为 –ŋ 韵尾。

　　3. 与官话比较，中原正音在声母上的一个特点，是古“见”组字不论在洪音或者细音前统统发牙音（舌根音声母）。客家话保存着中原正音这一特点，古“见”组字不论在洪音或者细音前统统发为舌根音声母k、k‘、ŋ ，没有官话中该组细音字腭化为舌面音声母的情况。例如：“见”字发k声母，“去”字发k‘ 声母，“研”字发ŋ声母。

　　4．与官话及雅言比较，中原正音在声母上的另一特点，是古“知”、“精”、“照”三组的塞擦音以及擦音声母合流，均发舌齿音。官话有翘舌音，雅言有舌上音和舌叶音，而中原正音既没有翘舌音，也没有舌上音和舌叶音。客家话保存着中原正音这一特点，唯有个别古“知”组字跟“端”组合流，发为t声母，例如：知ti。啄tuk。

　　5. 与雅言比较，中原正音在声母上的最大特点是古全浊塞音、全浊塞擦音字均已清化。客家话保存着中原正音这一特点，古全浊塞音、全浊塞擦音字均发为送气清音。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古全浊塞音、全浊塞擦音是否送气，语言学界有不同看法，而粤语所保存的古全浊塞音、全浊塞擦音字均发为不送气，客家话中已清化的古全浊塞音、全浊塞擦音字均发为送气，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6．塞音韵尾是构成入声的基本因素。客家话保存着一整套塞音韵尾，因而保存着入声，构成平上去入四声。同时，平声、入声均分阴阳。阴平调值高平，阳平调值低平，合乎阴阳的本义。只是入声有些特殊，阴入调值低，阳入调值高，与阴阳的本义相反。

        客家话传承了中原正音，也就传承了中原正音通行时期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知道，中原正音通行的唐宋两朝，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高峰期。脍炙人口的唐诗宋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不仅注重文采，而且讲求平仄韵律，形成“抑扬顿挫”之美，将汉语艺术发挥到淋漓尽致。而这些平仄韵律，当然是以当时通行的中原正音为基础的。金元之后形成的官话由于没有塞音韵尾，入声转化为其他声调，阳平的调值也变成上扬，所以，今天北方人要分清平仄和入声，只能查《诗韵大全》，传统诗词的平仄韵律已经成为一个没有美感可言的躯壳，因此称之为“旧体”。对于“旧体”这一说法，我历来不赞成，而且从客家话以及粤语的角度看，传统诗词也并非“旧体”，因为客家话和粤语都保存着古汉语的平上去入四声，而且调值跟中原正音基本一致，可以“原汁原味”地领略传统诗词语言的“抑扬顿挫”之美。全面继承传统文化的这一瑰宝，无疑是包括客家文化在内的珠江文化对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


三、从客家话的分布看其文化精神
       客家话不仅在音系上有着鲜明的特色，在分布上也有着特殊的格局。

      上世纪90年代初，笔者参与《广东省志•方言志》的编撰工作，负责《概述》部分，为此对全省方言进行一次全面的调查。在调查中发现，广东汉语方言的分布异常复杂，粤、客、闽三大方言以及各种小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在分布上相互掺杂，在使用上相互兼容，形成许多“双方言区”，往往在一种大方言区中又有若干个小方言岛，跟黄河流域官话“一统天下”的格局形成鲜明对照，跟长江南部吴、赣、湘语“三分天下”的格局也迥然不同。而这种分布格局，多半跟客家话有关。其两种方言掺杂分布区，大多数是客家话与其他方言掺杂；其“双方言区”，大多数是以客家话为母语的客粤或客闽双方言区；其“方言岛”，大多数是客家方言岛。分述如下④：

　　一是客家话与其他方言掺杂分布区。在从化、增城、清远、清新、佛岗、龙门、阳山、连州、广宁等市县，有客粤方言掺杂分布区；在饶平、揭阳、揭西、普宁、陆丰、海丰等市县，有客闽方言交错分布区。在粤北的乐昌、仁化、乳源、南雄以及韶关市区一些乡镇，客家话与当地土话（黄圃话、长来话、北乡话、皈塘话、蓝山话、莲塘话、连滩话、楼下话、煤田话、虱麻话、长江话等）掺杂分布。

　　二是客家话与其他方言共同通行的双方言区。在粤语区和客家话区接壤的地带，包括深圳、东莞、三水、罗定、信宜、高州、化州、电白、阳春、阳西等市县的一些村镇，既通行客家话，又通行粤语，内部生活交际使用客家话，对外交际包括机关公务、广播宣传、生意往来以及教学等多使用粤语，是客粤双方言区。此外，在粤东客家话区与闽语区接壤的地带，也有一些客闽双方言区，内部交际使用客家话，对外交际使用闽语（潮汕话）。

　　三是客家方言岛。例如珠海的湾仔沙、夏美、斗门、白蕉、六乡，中山的五桂山、南朗、三乡、神湾、坦洲、翠亨村，台山的赤溪，新会的大泽、杜阮，鹤山的鹤城、共和、祉山、宅梧、龙口、合成，以及云浮、新兴、德庆、郁南、封开、怀集的一些乡村。这些客家方言岛，实际上也是客粤双方言区。

　　客家话在分布上的特殊格局，跟客家人的迁徙方式有密切关系。正如谭元亨先生所分析：广府人无论说是汉代广信时期还是宋代珠玑巷时期由中原移民迁居到西江流域及珠江三角洲，都是一次到位的。同样，潮汕人也是如此。“客家人则不同，他们是几经辗转，历经千年，才最终形成并有了自己移民的‘大本营’，但即便有了这么个‘大本营’，也未能终止在南方更进一步的迁移、散发，其漂泊感要强烈得多，所以，他们不可能有一个地域的命名，永远是‘客’。而他们的汉民族意识，也较其它民系强烈得多，尽管在迁徙中不可避免地融合了畲族等南方土著民族，可作为汉文化意识，反而日益强化了起来。”⑤客家人散发的迁徙方式，使客家话在分布上也呈现散发式。广东省21个地级以上市，20个有客家话通行。除了梅州、河源两市为单一客家方言区之外，其余各市的客家话均为客家话与其他方言掺杂分布区以及星罗棋布的客家方言岛。

　　客家话在分布上的特殊格局，也跟客家人的文化意识有密切关系。虽然客家文化是中原汉文化的直接传承，然而，长期迁徙漂泊的经历，毕竟磨去了中原汉文化中的“大一统”意识；而汉文化中“和而不同”的精神，在客家文化中得以传承与弘扬。体现在语言上，一方面是对“祖宗言”的重视和固守，不轻易改变其音系特色，也不轻易接受其他民系文化和方言的同化。当然，随着时代的推移，客家话不可避免发生一些变化，笔者在调查中也发现一些客家话逐渐演变为粤语区的实例⑥。但从总体看，跟其他方言相比，客家话无论音系还是通行范围都是较为稳定的。另一方面是对其他方言的平等观念与平和态度。例如，珠江三角洲是粤语的中心，散布在这一带的客家方言岛，处于周边强势的粤语的包围之中，其居民早就会说粤语，却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母语。而在粤北客家方言区中，则散布黄圃话、长来话、北乡话、皈塘话、蓝山话、莲塘话、连滩话、楼下话、煤田话、虱麻话、长江话等各种土话点，这些土话显然属于弱势方言，处于客家话包围之中而并没有被客家话同化，不正是客家文化崇尚“和而不同”的生动体现吗？“和而不同”不仅是客家文化所崇尚的精神，也是整个珠江文化所崇尚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就没有多元兼容的珠江文化，也就不会有珠江流域汉语方言多元兼容的格局。

　　毋须讳言，方言复杂，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影响。如在清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台山就发生过“只因方言不同，积年寻仇剧斗，两败俱伤”⑦的情况。如何处理方言差异带来的各种社会矛盾，历来有两种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方言是交际工具，那么，仿照当年秦始皇“车同轨，书同文”的做法，通过“消灭方言”来“统一语言”，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因为各种方言并不仅仅是这个民系的交际工具，同时也是这个民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这个民系在思维模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特有精神的结晶，是他们祖先传下的文化遗产。客家人“不忘祖宗言”，就是不忘自己的传统文化，不忘自己的“根”；其他民系同样如此。通过“消灭方言”来“统一语言”，无异于拔掉各个民系的“根”，丢失他们祖先传下的文化遗产，后果不堪设想。正确处理方言差异带来的各种社会矛盾，首先要尊重各个民系的语言习惯，保护各种方言并发挥它们在文化建设中积极作用；同时，在弘扬“和而不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通过推广普通话以及实行“双语制”“双方言制”等有效途径，促进各方言区之间的沟通和团结。


四、余论：继承传统与开放精神
       综上所述，客家人“不忘祖宗言”，反映了他们对自己民族语言传统和文化传统的自觉继承。客家话不仅在音系上传承了唐宋时期的中原正音，在分布上使用上也体现了“和而不同”的传统精神，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化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美国学者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传入，我国掀起一场文化反思的热潮。这些反思无疑是必要的，然而，一些学者大约是受到黑格尔“中国并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这一论断的影响，将中国传统文化不加分析地说成“封闭性的内陆文化”，从而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与开放精神对立起来，这就值得商榷了。其实，只要回顾历史，就不难发现：中国文化本来是具有开放传统的。即使是黄河文化，也不见得自古以来就那么封闭。

        两千年前，正是“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派遣使者，开辟了海陆两条“丝绸之路”，使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认识中国。能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封闭性的内陆文化”吗？唐朝，陆海两条丝绸之路有了进一步发展，作为两条丝绸之路起点的长安和广州，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国际大都会。那时中国的开放程度，在世界上恐怕也是首屈一指的。融汇东西、融汇陆海的盛唐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黄金时代。

         能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封闭性的内陆文化”吗？再举个例字：在汉字中有不少以“贝”作为部首，例如财富的“财”，贩运的“贩”，采购的“购”，贷款的“贷”，贸易的“贸”，经费的“费”，资本的“资”，货物的“货”，质量的“质”，贮存的“贮”，贬值的“贬”，赚钱的“赚”，赔本的“赔”，贴钱的“贴”，输赢的“赢”，失败的“败”，赈灾的“赈”，赋税的“赋”，祝贺的“贺”，赠与的“赠”，赞助的“赞”，赡养的“赡”，贪污的“贪”，贫困的“贫”，贡献的“贡”，颁布的“颁”，忠贞报国的“贞”，任人唯贤的“贤”，实事求是的“实（實）”，宾客的“宾（賓）”，贾宝玉的“贾”和“宝（寶）”，以及“贵贱”、“赏赐”、“贿赂”、“贼赃”、“负责”、“买卖（買賣）”等等。这些字的本义，都与贸易有关，因为古人用贝壳作为货币，而贝壳来自大海。由此可见，中国人自古就跟大海打交道，自古就重视贸易往来。

        只是由于一些皇朝实行文化禁锢，重农抑商，及至明朝中叶起“闭关自守”，才形成以黄河文化为代表的“封闭性的内陆文化”。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两百年。” 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无疑并不代表五千多年的中华文化史，却足以令开放传统在大半个中国完全失落。而包括客家文化在内的珠江文化传承了中国文化的开放传统，成为中国文化中最有活力的组成部分，成为广东在近代史上率先走向世界、在当代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