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要有反思之心

国党万 · 发表于 2016/12/22 04:28

个人肤浅的认为:在你当别人傻的时候，就是你就傻的时候，我所理解的是，人之初，性本恶，不知正不正确？求教

xinir · 发表于 2016/12/22 07:17

有些道理，就最近暴料出广东鸿源从黄岭城市黄岭城市公园赚5个亿事来论吧，作为党员的何老板当整个兴宁人民都傻呀，人之初，性本恶，也可从这方面看出，至少何老板系的

jony163 · 发表于 2016/12/22 07:18

人生之初，其性本善还是本恶之争，是我国古代最早、影响最大、最深远的一次学术思想大论战。不论是其辩论的形式还是内涵，都不亚于甚至可以说是胜于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伊壁鸠鲁等人的关于人神命题的论战。稍有一点遗憾的是，这场论战的结果，如同哥德巴赫猜想的命题一样，也有如“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之争一样，至今仍不能得出一个最终的结论。　　这一论战的双方是孟轲和荀卿，都是弘扬孔门学说的巨擘。　　为什么同一学派的人，会发生观点如此鲜明对立的激烈论争呢？原因就在于，儒家人的最基本事业是教书育人，是用仁义思想、礼乐规范来教化人们，认为通过他们的教化能够使人向善避恶，做一个有思想、有志向、有道德、守规矩的人。这样，他们就面临着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人性的本源是怎样。只有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才能在原来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施行教化，正因为如此，儒家才调动了全部力量，进行了这场持续时间最久的大论战。　　孟子首先提出人性本善观　　虽然，在孟子之前儒家之中也有过多次的论辩，但孟子是儒门的亚圣，他的言论自然是分量最重，影响力最深最广的，因此他的性本善学说一提出，几乎一下子就成了定论。与孟子挑起这场论战的是与他的学生告子，也许就是在课堂上讨论问题时进行的。　　告子先讲述了当时儒门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看法——人生之初其性本无善恶，犹如同水一般，你决定使它向东流，它就向东流，你决定使它向西流，它就向西流。孟子立即就水性来驳斥他说，水是有性的，那就是向低处流，让它向东与向西，那是人为的结果。人性也是如此，它的生性本来就是善的。孟子立论的根据，就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这四种人皆有之的心，就是仁义礼智，就是善和大善。所以说，人生下来就是性善的，善是人所固有的本质，不是由外部加工出来的。人之所以后来又有了恶行，那是因为其善的本性产生了流失。一切教化都使人返朴归真，都是寻找与归还于人之本性的自我。　　50年之后的战国后期出了另一位孔门大儒荀卿，是他与孟轲对立地论战起来。荀子认为，人的本性不是善，而是恶。他的立论根据是：“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这些恶不能让它任意恣睢，才施以仁义礼乐的教化与陶冶。只有这样，人的一切行为才皆有礼度；人有礼度，这也正是教化的结果。他举例说，一根木材，要想使它直苗苗地成为可用之材，须用隐栝对它施行蒸烤矫正，然后才能取得；钝的金属器具也须要磨练，才能使其尖锐锋利。如果人天生下来就是那么善，那还要教化工作做什么呢？“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礼义是生之于圣人的制作与教化，而不是生之于人之性。荀子把后天的这种教化工作，都称之为“伪”，即人为的意思。他有力地批驳了孟子的因为流失才使性善变成了性恶的说法。你孟子所说的流失，不也是人为的过程吗？如果按照你的逻辑，人生之初的目好色、口好味、心好利等恶性也是经过人为过程才有的了。他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说：“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谓之伪。” 　　荀子人性本恶观偏重逻辑性　　客观地说，荀子的说法恐怕比孟子说法逻辑性要更强一些，虽然它同孟子说法一样，都没能深究出人生之初性善、性恶之详，都没能够破解出这个至今仍然两悬的千古之谜。但是不管怎样，性善、性恶这两个鲜明对立的两大营垒，便自此鲜明地树立起来了。不过，荀子的说法虽比孟子能自圆其说一些，但由于思、孟学派一直被认为是儒家的正宗，所以荀子的论辩不管怎样有理、有力，始终没能动摇孟子性本善之说。因此，后来一直流传到今的《三字经》，一开头便说：“人之初，性本善。” 　　但是，性善学说的立论根据不足，论证的逻辑也不够严密，这是现实的存在，因之，人们还是时不时地冒着非孔、非孟的名声，对其提出质疑。先是有西汉时期的陆贾、刘向等人为其完善，帮助孟子写出了些更为充足的理由来修补漏洞。陆贾说，人虽生性本善，但须辅以“察己”功能才步步向善。人能察己，所以受命者顺，顺之谓道；不能察己，善性就会流失。此亦即孟子所说的，“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有人反驳陆贾的“察己”功能说，指出盗跖也能察出盗之为害，但他还是一个大盗；贪官也能察出贪之为害，但他还是一个贪官。因此，这个“察己”功能，无助于性本善的立论。　　为皇家编纂诸子百家丛书的刘向，从另外一个方面来完善与补充。他首先将人生之初的性作了细化，说性情是个完整的东西，必当有性与情两个方面。性为阴，在身内不向外发展；情为阳，与外物接触并形之于外。孟子说人性善，是指其内在的、潜能的方面，故而说“恻隐之心，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而谈到情，它是外在的，是与外物接触并行之于外的，因与外物接触才有“造次、颠沛”的不善行为。有人反驳刘向的观点说，难道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就不与外物接触，就不形之于外吗？当然，这些心也是行之于外的，因此刘向之说也就不攻自破了。　　汉代另一位大儒董仲舒一反常态，开始作折衷论与调和论，他说孟子与荀子的说法都对，各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因为“天之大经，一阴一阳；人之大经，一情一性。性生于阳，情生于阴（与刘向之说法相反）。阴气鄙，阳气仁。曰性善者，是见其阳也；谓恶者，是见其阴者也”。孟子见其阳，故曰性本善；荀子见其阴，故曰性本恶。有人驳斥他的折衷论说，既然阴阳、善恶并生于人的一体之内，那么，世上就没有纯善和纯恶之人了吗？看起来，董仲舒也如同世上所有的调和论者一样，其结果总是费力不讨好的。